【精彩回顾】第四届开放经济和宏观金融会议 | 李晓：从国际货币体系演进看人民币国际化的未来

李晓教授 · 主旨发言实录

感谢上海财经大学的盛情邀请，很荣幸能在本次会议上跟大家交流一下最近的一些思考。我演讲的题目是《从国际货币体系演进看人民币国际化的未来》，主要围绕三个维度展开：一是理论与逻辑；二是现实与趋势；三是反思与对策。

一、理论与逻辑19世纪末20世纪初，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克纳普（Georg Friedrich Knapp）已经敏锐地洞察到货币体系的重大变革，即以纸币为核心的“票券主义”信用形态正在取代以金本位为代表的“金属主义”信用形态，其核心就是国家为扩充财政开支，以政治力量推动债务从“真实”走向“名义”。正如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后来总结的那样，“恐怕没有人怀疑，正是由于政府控制了货币发行，才使过去30年来的政府开支能够出现如此惊人的增长。”人类货币史基本上就是一部通货膨胀史，唯有在近代英国的金本位制度时期（1714-1914年间），价格波动大体未变。然而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人类货币史上最重要的变革就是“政府货币本位”取代了“商品（金属）货币本位”；自此，通货膨胀的大门被打开了。根据Steve Hanke和Charles Bushnell的研究，在人类历史上出现过的57次恶性通货膨胀（指一个月内物价水平上涨50%）当中，有56次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值得注意的是，货币信用形态和货币制度的改变甚至影响到人类战争的严酷性和持久性。与欧洲和其他地区历史上经常发生的有限战争不同，第一次世界大战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长时间的全球战争，其规模之大、时间之久是前所未有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货币形态与货币政策的改变。在此前的金本位制度下，政府发动和参与战争的潜力或能力受制于国库中拥有的黄金储备，因为黄金作为货币大多掌握在民众手中，支撑政府参与战争的资金只能来源于国库存量，至多加上战争税或者发行战争债券的收入，进而使得政府无法升级或无限拖延战争。然而一战前的金本位制伴随着货币形态由铸币向纸币的过渡，政府直接控制了大量黄金，迫使民众使用以黄金背书的纸币，政府开始拥有难以遏制的增发纸币（比征收战争税更为隐蔽）的冲动和能力。实际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前的几周内，所有交战国都暂停了纸币与黄金兑换，向国民发行不兑换纸币，事实上脱离了金本位。正是因为政府拥有了金本位制下无法企及的动用民间财富参与战争的能力，这场战争才可以持续如此之久，双方即使僵持不下也丝毫没有停战的意愿，直至1917年美国参战为同盟国带来了新一轮大规模的战争资源，实力平衡才被打破；1918年德国和奥匈帝国经历了严重的货币贬值（德国货币价值仅为1913年的51%，而奥匈帝国则只有31%，相比而言，战胜国英国只降至1913年的93%，法国也只将至91%），战争再也无法持续。所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全球货币体系转变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值得高度重视。至少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国际货币体系发生了根本性转变：“政府本位”正式取代“商品或金属本位”，这一变革催生了大量货币史、思想史领域的重要研究成果。总体来看，近代以来国际货币体系的形成与发展可划分为两个关键阶段：第一阶段是国家货币取代城市货币。自18世纪末19世纪初开始，在中央银行的信用保障体系下，各个金融、贸易中心的城市银行、商人银行发行的、可与黄金兑换的钞票、汇票及其他类型的纸币，逐步获得中央银行的认可与信用保障，这个过程也是政府货币控制城市货币的一个重要阶段。第二阶段是金本位制度的确立及其全球扩张。1817年英国率先依法（英国事实上在1717年便开始实行金本位，只不过未被法律认可）实行了金本位制度，德国在普法战争后紧随其后，到日本利用存储于英格兰银行的中国清政府甲午战争的赔款于19世纪末年实现金本位制为止，主要国家大体上都实施了金本位制度。在此过程中，政府控制货币发行逐渐成为主流，其目的在于拥有扩张财政支出的空间，无论是应对战争、维持就业还是支撑经济增长或稳定，其最终目标均服务于政府财政支出需求。历史地看，所有政府无论其形式如何始终存在财政赤字扩张的冲动，如今美国将稳定币等私人加密货币合法化的重要目的也是如此，仍旧处在政府财政赤字扩张的延长线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双挂钩”制度的初衷之一，在于试图约束信用纸币的无序发行，但受到国内、国际多重因素影响，纸币与黄金的稳定兑换关系难以持续，该体系最终于上世纪70年代初崩溃。20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末，美国通过三次大规模放松金融管制，直接推动其经济结构走向高度金融化，当前特朗普政府努力促使高端制造业回流，不过是对这一结构转型的弥补。正是由于美国经济的高度金融化发展，“维持对外负债的可持续性”成为美国的核心利益。在这方面，美国货币当局的政策导向及其转变的脉络非常清晰：即从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以“赚到钱”为核心，到80年代后转向“借到钱”，再到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联储下场“救市”、直接购买商业机构债券或票据，转变成“印出钱”，最后到如今特朗普政府通过全方位的高关税政策试图“卡出钱”。总之，这些政策及其转变本质上均是为了财政扩张或弥补财政赤字。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以及转向美元体系，除传统认知的“特里芬难题”外（相对而言并不重要），关键在于美国人不再愿意遵守规则，即不再遵守自古以来以债权人权益为核心的借贷逻辑——债权人逻辑。自苏美尔文明以来延续至今的“债权人逻辑”——欠债必还、债务人需节衣缩食偿还债务的逻辑，被美国人改变为在美元体系中对外负债的“债务人逻辑”：不仅欠债不还，通过循环举债而非偿还债务的方式解决问题，且以债务人利益为中心，将自身债务归因于其他债权国的诸如储蓄率过高、生产过剩等外部因素。我们必须认识到，这种逻辑转变不仅改变了国际关系中的一系列行为规则，更成为引发当前国际政治、经济、安全领域一系列矛盾的关键诱因。不过遗憾的是，无论是经济学家还是国际关系学者，很少有人认识到这一点。值得注意的是，至少从克纳普1905年出版《货币国定论》开始，就奠定了政府发行纸币，用纸币代替贵重金属货币，以实现用“名义债务”代替“真实债务”的“债务人逻辑”。在他看来，货币并非是法律的结果，而是国家“在其偿付处所以账面价值接受”的产物，国家之所以实行金属本位，主要是出于稳定外汇汇率的需要，而且伴随着“票券式”或“票券属性”货币的使用，金属货币在国际支付体系中的使用亦将过时。考虑到70年后布雷德森林体系的崩溃，不能不钦佩克纳普的远见。尽管以米塞斯（Ludwig Heinrich Edler von Mises）为首的经济学家对其观点持强烈的批判立场，但事实上无论是韦伯（Max Weber）、康芒斯（John R. Commons）、熊彼特（Joseph A.Schumpeter）还是凯恩斯（John M.Keynes），都受其影响至深，或者说，他们都不同程度地从克纳普那里寻找到思想源泉。在当前美元体系下，广义而言货币控制本质上就是支付层面的控制。自20世纪80年代起，美国的货币竞争结构便开始与其他“贸易国家”脱离，走上了一条立体化道路。总体而言，当其他“贸易国家”仍然在“地理·实体经济空间”上相互竞争时，美国已转向“电子·金融经济空间”；具体而言，今年7月美国通过的所谓“天才法案”将稳定币合法化，标志着这一转型达到了新的高度，即货币信用在央行基础货币（X轴）和商业银行信贷扩张（Y轴）的二维空间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个私人加密货币的Z轴。要知道，今天发达国家央行基础货币发行量仅占广义货币总量的5%左右，商业银行的信用扩张则占了广义货币的95%，英国、美国则在97%左右。稳定币合法化使得美国的货币信用空间由传统的X轴、Y轴再到Z轴，形成了一个三维的立体化形态。以稳定币为核心的多元化私人加密货币，以其特有的高效率、低成本优势很可能对传统二维货币支付体系形成降维式竞争压力。在我看来，这是当前国际货币竞争的核心所在，也是国际货币体系面临的重大挑战。在此，可以得出两点结论：第一，每一次货币或信用形态的变化或调整，背后都有大国博弈和国际权力结构调整的影子，或者两者是相互映衬的。自哥伦布发现新大陆（1492年）开始到拿破仑战争结束（1815年）的第一波全球化，基本上是以铸币为核心的时代，铸币本身的成色和重量约束着政府的行为；自维也纳体系建立（1815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914年）的第二波全球化，基本上是从铸币向纸币过渡的时代；而自1945年开启到2018年特朗普第一届政府发动贸易战的第三波全球化，国际货币体系则处于以美元为核心的纸币信用时代。第二，货币形态的时代调整对应着代表性经济理论的演变。具体来说，铸币时代是以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的基于劳动价值论的市场分工与交易理论为核心；在铸币向纸币过渡的时代，涌现出马歇尔（Alfred Marshall）、瓦尔拉斯（Léon Walras）、帕累托（Vilfredo Pareto）以及奥地利学派的相关理论思想；而在纸币时代则形成以凯恩斯经济学为核心的现代经济学体系，当然也包括以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哈耶克为代表的货币理论和经济学理论。对于这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的思考和探讨，既有助于深入理解国际关系、国际经济关系和国际货币关系的实质及其演变趋势，也有利于提升宏观经济学思想的高度、理论的系统性和认知的前瞻性。

二、现实与趋势如今，美元崩溃论颇为流行。但在我看来，美元作为“顶级货币”的衰落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理性地看，倘若美元过快衰落，对于全球经济而言并非“好事”，一旦全球经济发展及其贸易和服务交易失去了货币“锚”，将会陷入混乱、效率低下的局面，并将引发一系列复杂的国际矛盾，导致国际权力的激烈冲突。另一方面，从现实情况来看，当前美元体系的核心运行机制并未出现根本性动摇。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从商品美元的还流机制来看，美国通过贸易渠道流出的美元，通过金融账户以国外资本购买国债、公司债和股市等渠道实现回流的机制，仍然在发挥作用。近年来，全球主要经济体持有的美债规模虽有所下降（日本当前持有规模超过1万亿美元，中国已降至7000亿美元左右），但全球资本投资美国股市的趋势显著增强，尤其是2022年ChatGPT问世后，与人工智能相关的美国高科技企业对国际资本的吸引力大幅提升。近二三十年来，全球十大高科技企业中美国至少占有8家。这个现象表明，一方面，美国资本市场“维持对外负债可持续性”的韧性依然强劲；另一方面，伴随高端制造业回流，美国“维持对外负债可持续性”的能力与潜力有可能进一步提升。根据世界银行数据，2000年至2024年间主要发达国家的GDP增速美国为2.2%左右、英国为1.69%、德国为1.11%，日本则为0.71%，这个增速差异说明，即便在一个“比烂”的世界里，美国经济增长仍然是“最不烂”的那一个。其次，从石油交易的美元计价机制来看，近些年来尽管有些国家开始使用非美元货币如人民币来计价和结算石油或其他能源交易，但正因为这触及到美国的核心利益，所以也必然会遭到美国的全力遏制、打压。近日委内瑞拉海域中方“创世号”油轮遭到美国武装扣押一事便证明了这一点。这不仅仅是涉及180万桶（价值1.44亿美元）的以人民币计价结算的石油交易，它意味着美国会利用安全防卫力量与地缘政治优势等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阻止以非美元货币计价、结算石油交易的发生。另一方面，中东地区对美国而言仍具有重要战略价值，该地区在安全等领域对美国的依赖同样深刻，因而与这一地区国家以人民币计价的石油交易的拓展，也将存在不小的阻力。最后，从对外负债的美元标价机制来看，迄今仍处于不可动摇的状态。长期以来，美国80%以上的长短期对外债务都是以美元标价的。这一点在信用纸币时代是独一无二的——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用以标价债务的货币，是其可以自行掌控（印刷）的本币。仅从这一点来看，美国在相当长时期内都不会发生货币错配危机。要知道，几乎所有的货币金融危机都是因货币的期限错配或币种错配导致的。所以，我的结论是，只有当美国对外债务的大部分是以外币标价之时，美元的衰落甚至崩溃才是不可避免的。综合来看，美元体系的未来取决于其具有的五个优势与两个劣势之间的博弈。美元的五个优势包括：第一，综合国力的支撑，涵盖政治、经济和安全等领域，尤其是美国的法治体系，为美元体系的稳定运行与安全性提供了根本保障。第二，金融市场的广度、深度与弹性全球领先。例如，全球资本市场规模为约120万亿美元，美国占比高达50%，其他经济体难以企及。第三，美元发行的网络外部性，这使其拥有类似于英语在全球的通用地位。第四，科学领域的“0到1”创新优势。只要这个创新优势存在，国际资本对美国的投资就不会停止。迄今为止，中国在“0到1”的原始创新方面整体上仍面临挑战，但由于“0到1”的科学发现都是公开的，科学发明是没有专利的，只有技术发明有专利，因而中国的优势是将国际社会公开发表的科学创新转变成自己的技术创新、发明专利，或者通过留学生学习以及科学交流活动获得先进的科学创新成果，由此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1到10”的技术创新问题。然而，只要美国在科学创新领域是领先的，资本对美国市场未来的青睐、投入就是可持续的，其对外负债的可持续性、资本回流能力就会仍然很强。第五，美元相较于第二位的其他国际货币处于类似“无交易对手风险”的地位。换言之，迄今无论是欧元、日元还是英镑，它们由于自身金融市场发展的相对落后，与作为“顶级货币”的美元相距较远，无法像美元那样提供国际通用的以本币计价的金融资产和服务。这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如今的美元即便矛盾诸多、风险不断集聚，但由于“老二”自身能力、潜力不足，仍旧拥有“不可替代性”。美元日益显现的两大劣势主要表现在：一方面，美元体系的“武器化”使用，引发其他大国的担忧，进而促进美元体系的“离心”倾向；另一方面，美联储的独立性受到侵蚀，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美联储直接下场救市，已成为化解危机、服务政府政策的重要工具。这一点，在特朗普2.0时代有进一步扩展的趋势。总体而言，美元体系的未来取决于上述美元优势与劣势之间的较量，但如论如何，在相当长时期内美元体系的续存能力是很强的，短期内难以崩溃。在此我想特别强调的是，近十余年来，“全球化分裂”的趋势日益明显。我一直不主张使用“逆全球化”或“反全球化”的概念。这个概念无法描述我们所处的真实世界的现状。事实上，自1500年以来开启的全球化进程从未被逆转过，它曾经被暂停过，如在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对当前全球化现状及其未来趋势的判断是“全球化分裂”。“全球化分裂”自2018年特朗普1.0时代对华贸易战开始突显，首先表现在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之间有关自由贸易的理念失去了共识，两者不是相向而行，而是背道而行；今年以来，“全球化分裂”在货币金融领域也开始显现：美国众议院于7月通过了《反央行数字货币监控国家法》，认定央行数字货币为非法，随后特朗普总统签署《指导与建立美国稳定币国家创新法》，正式承认稳定币合法地位；与其相对应，中国在大力推行央行数字货币的同时，央行等13家部委于11月28日明确去中心化的私人数字货币为非法。此外需要关注的是，2025年11月伦敦金属交易所将人民币剔除在交易货币之外；2024年初中国与国际清算银行（BIS）合作的数字货币桥项目，在美欧压力下BIS也在年底彻底退出。上述这些事实表明，继自由贸易体系的分裂之后，全球货币体系的分裂已成定局，且成为现阶段“全球化分裂”的突出表现。毫无疑问，这是现阶段国际关系体系的重大变化，足以影响未来全球贸易、货币体系的塑造。如何应对这一变化，是当今主要大国面临的重大现实课题。近段时间以来，强调国际货币多元化的呼声日愈强烈，在此需要强调的是，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趋势能否实现，不能仅仅寄托于美元的衰落，关键在于其他大国货币能否在金融市场深化发展的基础上实现功能提升。

三、反思与对策迄今为止，十多年的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已取得显著成效，对此许多学者多有分析，在此不再赘述。我想强调的是，在国际货币体系处于深刻变革的重要阶段，我们应更多关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面临的深层次问题。这些问题不仅不应当回避，而且应得到深刻反思，并在此基础上探寻其解决路径。在我看来，至少有四个方面的问题需要关注：第一，经济规模是货币国际化的充分条件，而非必要条件。许多关于人民币国际化的研究往往以中国GDP总量已居全球第二为逻辑起点，认为人民币理应成为主要的国际货币，但这一认知存在偏误。社会科学研究之所以成为科学，核心在于它可以被证明或证伪。历史上，19世纪末印度作为英国殖民地其GDP总量已超过英国，但印度货币并未实现国际化。凯恩斯在《通论》中有一句名言：“货币的重要性在于它本质上是现在与未来之间的联系”。由于金融是一系列跨时空交易契约的组合，因而货币或金融的本质是信用，而信用的根本在于健全的法治体系。若缺乏健全的法治、稳定的政府信用，货币国际化无从谈起。显然，这也是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面临的重要挑战。第二，要注重货币的权力属性与市场属性之间的平衡。货币有两个属性，一个是权力的政治属性，一个是市场的功能属性。在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要避免过度强调人民币的权力属性如争夺国际话语权，而忽视市场属性的核心地位。在这方面，上世纪60年代法国戴高乐政府过于强调法郎的权力属性，试图依托法郎区的话语权挑战美元地位而失败的教训，值得我们关注。第三，要注重意愿与能力之间的平衡。货币史告诉我们，一国货币成为国际货币不是政府推动的结果，而是市场自发搜寻的产物。因而，在货币国际化的意愿与能力之间，往往存在着一个较大的缺口。需要指出的是，并不是只有大规模进口才能输出本国货币供全球使用，二战后二三十年间美国是在一直保持着贸易盈余的情况下向世界提供美元流动性的，这一方面得益于欧洲美元市场的发展即国际商业银行的美元信贷扩张，另一方面美国国内金融市场的日益发达以及融资机制的完善，尤其是在上世纪80年代以来美元离岸市场与在岸市场的协同发力，为美元流动性的全球供给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第四，要实现人民币国际化“向外用力”与“向内用力”的平衡发展。迄今为止的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基本上都是在“向外用力”，无论是人民币跨境贸易计价结算、离岸市场建设、央行货币互换还是SDR货币篮子中人民币比重的提升，均体现为“向外用力”，但同时在国内金融市场的建设和深化发展方面却鲜有发展和突破。要知道，一国货币国际化本质上是其国内金融市场深化发展的结果。在前不久举行的中国金融学学术2025年年会上，我指出若国内金融市场未能实现深度发展或深层次的市场化转型，人民币国际化将面临一个“玻璃天花板”，即在看到美好目标的同时却面临着难以突破的障碍。可以说，如何“向内用力”是决定未来40年中国经济能否可持续发展和中国能否实现可持续崛起的关键。理论上讲，离岸市场的核心功能是满足海外居民的人民币“融资需求”，特别是贸易融资，而在岸市场或者国内金融市场发展解决的是兼具安全性和流动性的“资产需求”，比如说为居民和非居民提供以人民币计价的国际通用的金融商品和服务，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人民币的国际化。只有实现国内金融市场的深化发展以及在此基础上资本项目的循序开放，人民币国际化才能水到渠成。历史经验表明，英镑与美元的国际化进程，首先并非从贸易计价、结算开始，贸易货币是一国货币国际化的初级阶段，贸易融资在国内金融市场中占比有限；英镑首先是在国内金融市场发展的基础上成为投资货币，美元则在纽约市场投资、信贷规模超越伦敦市场后，才拥有了真正的国际货币地位。缺乏投资货币功能及其地位，贸易货币地位也将不会稳定，甚至更易受到各种不确定因素的干扰。可以说，具有广度、深度的发达的国内金融市场，正是美国维持美元霸权地位的核心支撑。此外，真正的货币国际化除了可以为居民、非居民提供“融资需求”“资产需求”外，还能够为它们提供风险“投资需求”和其他金融交易需求。美国金融市场的发展告诉我们，在发达、成熟和开放的金融市场条件下储蓄并非投资的约束因素，美国以极低的居民储蓄却拥有极高的投资规模，这一现象对中国具有重要启示。现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以罗纳德·麦金农（Ronald I.McKinnon）、爱德华·肖（Edward S.Shaw）为代表的金融抑制理论很少有人讨论了，但事实上从关键指标的国际比较上看，中国的金融抑制水平相对较高，在主要经济体的开放程度和金融开放指数方面，我们在全球范围内是比较低的，不仅与主要经济体之间存在显著差距，在以FDI、证券投资及其他投资的资本流入、流出总额占GDP的比重衡量的实际开放程度上，中国亦低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这是需要我们高度关注的问题。最后，基于上述分析，我提出以下五点思考：（1）货币体系是一个分层系统。哈耶克曾指出，精准定义货币并无实际意义，从高流动性资产到低流动性资产，均可视为广义上的货币。其实哈耶克所说的是“通货”的概念，不是货币的概念。相应地，海曼·明斯基（Hyman P.Minsky）认为“任何人都可以创造货币，但关键在于是否有人接受它”；古德哈特（Goodhart）定律说得更清楚，每当一个特定的工具或资产被当局公开定义为货币，以便更好地管控它时，就会产生替代品来规避这种控制。上述观点表明，货币体系本身特别是国际货币体系是个分层的系统。本杰明·科恩（Benjamin J.Cohen）将国际货币体系划分为6个层次，体现出国际货币体系的市场导向属性与“零和博弈”特征。正如著名经济史学家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所言，货币本质上是国家信用竞争的产物。（2）货币竞争的供给与需求。目前有关人民币国际化的研究多聚焦于供给端，相对忽视市场需求。对于供给国际货币的国家而言，它的行为要受到走出国境的货币的市场需求的约束；尤其需要关注的是，货币的权利属性易受到地缘政治因素的影响，进而使得货币的供给和需求因受到地缘政治影响而难以走向真正的国际化，落入“地缘政治陷阱”，这是需要我们予以警惕的。（3）货币是社会关系的建构，金融市场是社会结构的体现。从苏美尔文明楔形文字记载来看，发掘出土的泥版中有80%的内容是账簿会计，记载着债权债务关系。威廉·戈兹曼（William N.Goetzmann）、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等学者的研究表明，货币及其借贷关系作为一种社会关系其出现远早于市场交易，资本主义的核心动力是利息而非利润，正是人类社会债权债务关系的发展推动了人类文明进程。从这个角度看，无论是社会关系建构还是社会结构，都意味着货币体系只有在一致的标准、规则的条件下，才能有效运作。在国内层面，货币作为一种社会关系制度，依赖于彼此信任，缺乏信任便难以实现货币与金融交易的深化发展；在国际层面，正如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所言，每一种国际货币体系都代表着一种国际政治秩序。国际货币体系作为国际社会一种共同秩序，其运行依赖于市场交易者对体系规则及其运行机制的共识，缺乏共识将导致分裂。（4）国家并非是国际货币关系中的唯一主体，国际货币关系的参与者不仅包括发行主权信用货币的政府，还涵盖企业、金融机构、个人及其他非政府组织。即便这些主体隶属于特定国家，其参与国际货币关系的途径与方式也存在显著差异。例如，中国企业已深度嵌入全球价值链当中，倘若境外美元稳定币国际支付在基础设施和规则、标准等建设方面形成较大的规模经济效应，中国企业“走出去”将面临或引发“监管套利”问题，不同司法辖区的监管协调、全球数字货币治理也将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总之，货币国际化是一国全面参与全球货币竞争的过程，而非单一领域的局部突破。（5）人类正在经历新一轮“货币革命”。比特币、加密货币、稳定币和央行数字货币等伴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正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一场“货币革命”，货币的内涵、概念、运行机制等都在发生重大的调整和变化。如前所述，历史上每一种货币形态的变革均伴随着国际权力结构的调整。数字货币时代的来临，与人工智能技术的深度融合，将对国际秩序和权力结构产生哪些深远影响，亟需我们在理论上做深入的探讨和研究。同时，数字货币时代的经济学理论更需要进一步的创新与发展。要知道，二战后宏观经济学理论框架的最大缺憾，是将凯恩斯基于货币分析的总生产理论篡改为政府以财政支出扩张刺激经济、增加就业的所谓政府干预理论，货币问题及其理论逻辑被宏观经济学给阉割掉了，熊彼特将其形容为“货币理论被置于另一个隔间里”。那么问题在于，在纸币时代货币理论尚未得到宏观经济学充分重视的背景下，数字货币时代的经济学理论需要做出怎样的创新和拓展?我们能否构建一个包括数字货币在内的所有货币形态的一般性经济分析框架？一言以蔽之，当下的经济学研究已经严重落后于货币实践。这无疑是我们面临的重大理论挑战。以上是我的一些粗浅思考，请批评指正。谢谢各位！

（根据录音整理，发表时有部分修改。来源：吉林大学一带一路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