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学子陈立的联合国工作体验：在无人区开荒的1000天

陈

立

陈立，上海财经大学金融学院2016级银行与国际金融本科、2020级金融学（国际组织人才培养方向）硕士校友；曾三次获得国家留学基金委公派留学奖学金；毕业后先后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联合国粮农组织工作机会，现就职于联合国粮农组织罗马总部。

2022年6月初，我第一次踏入联合国粮农组织总部。罗马，这座据说建于公元前753年、伫立近三千年的永恒之城，有着近千座教堂，见证了无数人的驻足与离开。除了前一天陪我抵达的伴侣，整个城市找不到一个认识的人。意大利老龄化严重，此时正是疫情，地铁在通勤时分也空荡荡的。无论是斗兽场还是特雷维喷泉，人流或许还比不过随处可见的街心花园，不用特意找角度也能轻易拍到无人的画面。这对于今天访问罗马的游客是不可想象的——即使凌晨六点匆忙出门，也只能望着拥挤的人群叹气，一边小心护着兜里的钱包。

入职当天，九层高的总部大楼，碰到的同事不如园区外围飞扬的国旗多。见我讶异，接驳的同事才告知我一周只用去办公室两天，原本是三四人使用的大办公室只坐我一个。当天来到单位的部门同事陆续给我打招呼，回应之余我则努力记忆他们的名字。我觉得有点不公平，Li只有两个字母，相比之下，他们的名字有时复杂得像高中背诵的古文。尽管费了一阵功夫，但等把名字和人能轻易对应起来时，罗马好像也不再是与我毫无连结的陌生的所在，我感到人生新的一页似乎就要展开了。

最初的几周，我如同一名谨慎的观察者，安静地学习、吸收着周遭的一切。由于我从事内部监督相关事务，工作性质决定了我们需要对整个组织了如指掌。不仅是总部的架构，还有遍布全球的上百个办事处；不仅要熟悉人力资源、采购、财务、项目运行等核心流程，还要深入理解基本文件、规章制度、政策指南以及过往报告的发现。从宏观框架到微观细节：文件流转的路径、会议讨论的节奏、邮件措辞的微妙、决策链条的蜿蜒，我努力理解着这座庞大机构的内在运行逻辑。空旷的办公室里，键盘敲击声时常被窗外的鸽鸣或俯冲的海鸥打断，远处教堂的钟声不时传来回响。这份寂静，是初来乍到者的屏障，也是观察者的绝佳掩护。

这份静默并未持续太久。我很快便感受到了一种无形的阻滞，这并非源于语言或文化隔阂，更像是效率理念上的落差。部门对数据分析的需求巨大，但处理方式却让我感到一种熟悉的迟滞：信息如散落的孤岛，关键的洞察淹没在重复的手工抽样和跨系统的人工核对中。经验丰富的同事们或许早已驾轻就熟，但当我想到一个被忽略的数据异常，背后可能关联着一个遥远村庄的播种季，潜在的风险感让我难以安于现状。入职第一天，部门长官就鼓励我要主动作为，天空才是极限。这份期许，如今三年有余依然不绝于耳；加上我自身的性格，促使我跳出框架去思考：如何去解开消耗时间却产出有限的循环？

我没有急于提出优化方案，而是先花时间理解现有流程的合理性，理清涉及的各方关切和潜在风险，仔细评估渐进式改良的机会与可行性。恰逢“能力建设”项目启动，面对既定的传统路径，寻求改变的念头找到了落地的契机。尽管信息部门严格的网络安全规定构成了天然限制，但这并未阻碍创新的思考。作为拥有不同视角的新成员，既然无法另起炉灶，我力图在现有规则的沙盒内，寻找一条更优的路径。

利用工作之余的时间，我谨慎地在安全边界内进行尝试，目标明确：开发一套更高效的数据处理方法，直指那些最耗时、最易错、最依赖人工的核心环节。没有新工具，就用脚本挖掘现有系统的潜力；数据分散，就进一步探索数据仓库寻找关联；手工抽样繁琐，就用算法固化标准；信息淹没在表格中，就打造动态的可视化看板，让风险洞察一目了然。当团队一次次看到这些探索和试错后诞生的成果，他们惊讶之余，最常问的是：“这是怎么做到的？能铺开吗？”这无关炫技，只是一个“主动学习者”用跨界思维和务实行动，在规则缝隙中创造价值的证明。我在财大金融训练中培养的对效率的追求、工具的运用和风险的敏感，在此刻成为了破开阻滞的助力。而那些在安全框架内小心尝试的工具原型，则成了撬动更大改变的支点。

“能力建设”的项目意外实现了对自身和团队认知的“能力解锁”。在严谨的监督领域，数据驱动的方法不是威胁，而是强大的赋能工具。这份靠实际效能赢得的信任，为我后续的工作打开了更广阔的空间，无论是深化可视化工具的应用，探索算法预测风险的可能，还是在组织拥抱生成式人工智能浪潮时，我们能尽快跟进，尝试利用智能技术解析复杂信息，生成初步洞察。

在总干事屈冬玉博士统一指挥和大力推动下，2019年来，粮农组织通过数字化转型实现率先突围，各项工作稳扎稳打，业绩成效硕果累累。加强“数字粮农”建设，已成为落实粮农“四个更好”（更好生产、更好营养、更好环境、更好生活）、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关键路径。而我们部门在数据分析上的探索与实践，正是这场宏大转型中一个具体而生动的注脚。个人的小小尝试，与时代的大潮相遇，产生了奇妙的共振。

对财大人而言，联合国确实像一片待开垦的“无人区”。支撑我在此拓荒的底气，其根基深埋于财大武川路的岁月。毓秀楼和同德楼虽有同窗师长的温情，但更多是紧逼财大金融人直面挑战、快速适应的本事，一种近乎本能的生存反应。

身边不乏天赋卓然的同学，能用其他人三分之一的时间攻克厚重的专业教材，这无形中鞭策我们学会在芜杂的知识里打捞核心，高效吸收。这不是特殊才能，而是环境催生出的生存技能。小组协作遇上思维超前的队友，与其被压力裹挟退缩，财大的同学们更多被激起劲头，彻查资料，反复推演模型、预演报告；几乎没人想着搭便车，而是琢磨如何也能迎头赶上。正是在高手环绕的日常淬炼中，被逼出的韧性、解决问题的行动力，成了日后我们面对未知疆域时最坚实的盔甲。

这份在武川路淬炼出的硬核特质，也在我随后职业生涯的关键节点发挥了作用。实习结束后，我站在选择的十字路口：是回到熟悉的国内金融赛道，还是留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国际组织？当时，部门里一位我非常敬仰、经验丰富的中国前辈，基于他深厚的阅历和对我的关怀，也语重心长地提醒我慎重权衡两条路径的现实差异，清晰地指出了国内路径的稳妥与可预期性。前辈的善意提醒，让我更冷静地审视了两种未来。

最终，是武川路赋予我的心气——在压力下保持清醒、在不确定性中主动寻找解法、并为自己的选择负责的勇气——让我选择了留下，继续探索这条当时看来迷雾重重的小径。我深深感激那位前辈的直言，那是一位过来人的宝贵经验；而财大赋予我的特质，则给了我迈出这一步、拥抱未知的底气。这份选择本身，也成了对武川路精神的一次践行。

“25岁竞聘上联合国P2职级岗位”这个看似遥不可及的目标达成后，萦绕心头的从来不是自喜，而是一种“幸存者”的清醒——深知机遇、努力与环境交织下的幸运，也更深切体会到行动本身的价值远大于任何标签化的结果。

“不会”并非终点，而是探索的起点。面对未知，与其困囿于“不能”，不如专注于“如何学会”。这份将疑问转化为行动的惯性，是财大岁月刻下的最深印记之一。金融训练让我看到“5%的成功率”背后蕴藏的数学期望，但实际给人支撑的，是骨子里的信念：不去尝试，可能性恒为零；付诸行动，希望就已经诞生。这无关乎精确的百分比，而是对“行动创造可能”这一朴素真理的执着。

在联合国，学习是终身的，也是双向奔涌的。我向拥有数十年行业积淀的资深前辈学习实践中摸索的专业洞察与直觉；而他们也会带着开放与好奇，向我探询如何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穿透复杂报告的迷雾。这种跨越代际与领域的知识激荡，才是最高效的知识传递。我从优秀同事身上学到的，是保持开放的心态和包容：不是向一个人学习所有事情，而是向任何所有人学习，即使是某一个小的方面。这种互相启发、共同拓展边界的共鸣，超越了个人成就，是工作中最动人的回响。

清醒的“敢想”，根植于务实的“敢做”。财大培养我的核心竞争力，从来不是预知所有答案。它深藏在毓秀楼和图书馆的日夜，最终凝练成一种本能：一种能将“这可能吗”的疑虑转化为“试试看怎么做”的探索欲，并敢于在未知的领域，迈出忐忑却坚定的第一步。清醒地看到可能，务实地付诸行动，这就是穿越“无人区”的底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