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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控负面舆情
分析潜在风险
金融负面舆情热点追踪周报
Weekly Report on Negative Financial Sentiment Hotspots6
上海财经大学一流学科特区
“金融科技与安全治理”创新团队
INSTITUTE
6月16日—6月20日
2025年第20期
#编者按#
在当前复杂多变的金融市场环境下，风险与机遇并存，负面舆情的传播进一步加剧了市场的不确定性。为助力市场参与者精准把握动态、理性决策，我们持续追踪国际与国内金融市场负面舆情，形成系列报告，旨在提供客观参考依据，避免引发不必要的市场恐慌。
为保证信息的及时性与连贯性，我们精心规划了“金融负面舆情热点追踪周报”发布系列，将以稳定频率持续输出高质量内容。
以下为最新一期“金融负面舆情热点追踪周报”，带您聚焦市场热点，有效识别和管理金融风险，降低损失的可能性。助您在金融市场的动态变化中把握机遇，做出明智决策。
一、提振消费的关键在于房地产
事件背景：近期，围绕“提振消费依赖房地产”的讨论引发舆论争议，部分媒体与公众对“短期稳地产=稳消费”“长期去地产=提消费”的逻辑提出质疑，负面舆情核心聚焦“房地产绑架消费”的归因偏差、短期政策效果的局限性及长期转型的可行性争议。
一是存在着对“房地产绑架消费”归因逻辑的批判。舆论认为，将消费低迷简单归因于“房地产下行”的表述存在片面性。一方面，家庭消费率低（38% vs OECD国家59%）的根源被指不仅是“购房支出高”，更涉及收入分配结构失衡（家庭收入占GDP仅60%）、社会保障缺失（医疗自付比35%高于OECD均值19%）等系统性问题，而“房地产依赖”仅是表象；另一方面，部分观点批评“稳地产=稳消费”的逻辑本质是“用旧模式解决新问题”，可能掩盖消费升级的核心矛盾（如服务消费、品质消费供给不足），延误结构性改革时机。
二是存在着短期稳地产政策的可行性与副作用争议。针对“收购存量房、担保交付、推进民企债务重组”等稳地产措施，舆论提出双重质疑：其一，执行难度大——地方政府财政压力下，收购存量房的资金来源（如土地出让金缩减）与债务重组的资金缺口（房企信用风险高企）难以落实；其二，可能加剧市场扭曲——若通过行政手段“强行托底”房价，或延缓库存去化周期，导致“高房价-低消费”的恶性循环持续；其三，公众对“保交楼”的信任度仍低，部分消费者担忧“政府担保”沦为“兜底承诺”，反而加剧观望情绪，抑制合理购房需求。
三是存在着长期“去地产”转型的现实阻力担忧。舆论对“以财政转型告别土地财政”的长期路径普遍持谨慎态度。一方面，土地财政与地方基建投资深度绑定（土地出让金占地方收入约8%），转型需重构地方政府“土地-基建-收入”的激励机制，短期内可能面临“基建投资下滑-经济增长失速”的阵痛；另一方面，社会福利体系改革（如提高医疗、教育公共支出）涉及利益再分配，阻力较大（如地方政府债务压力、既得利益群体反对），公众担忧“去地产”沦为口号，难以真正提升消费率。
四是存在着对“房地产短期托底”与“长期转型”矛盾的焦虑。部分舆论指出，“稳地产”与“去地产”的政策目标存在内在冲突：短期需通过刺激地产稳定消费，但长期又需削弱地产对经济的绑架，这种“既要……又要……”的矛盾可能导致政策摇摆。例如，若过度依赖地产托底，可能延缓资本市场发展（家庭财富仍集中于房产）、抑制消费意愿（储蓄率因预防性需求难降）；若急于“去地产”，则可能引发房地产硬着陆，进一步冲击就业与消费信心。
综上所述，负面舆情本质是对“将消费提振简单绑定房地产”的政策逻辑的反思，呼吁跳出“地产依赖”思维，从收入分配、社会保障、产业转型等多维度系统性提升消费率。
潜在舆情：若此类负面舆情持续发酵，可能引发多重连锁风险，不仅可能放大房地产与消费关系的认知偏差，更可能通过“政策公信力-市场预期-结构转型”的多重传导链条，长期损害中国经济的韧性与可持续性。当前应在短期内通过收购存量房、推进民企债务重组、优化“保交楼”政策稳定房地产市场以稳住总需求，长期内需推进财政转型（如降低土地财政依赖、完善医疗/教育等社会福利），从根本上提升消费率。
一是可能导致政策逻辑公信力受损，“地产依赖”标签固化。舆论对“短期稳地产=稳消费”的归因逻辑已提出质疑，认为其本质是“用旧模式解决新问题”。若政策层过度强调房地产对消费的短期拉动作用，可能被公众解读为“承认消费疲软根源于房地产下行”，而非反思收入分配、社会保障等深层矛盾。这将强化“中国经济依赖房地产”的刻板印象，削弱公众对结构性改革（如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完善社保）的信心，甚至导致政策目标与市场预期的长期割裂。
二是可能导致短期政策执行偏差，加剧市场扭曲。当前稳地产措施（如政府收购存量房、担保民企交付）面临资金缺口与信任危机双重挑战。若地方财政因土地出让金下滑无力承担收购成本，或“保交楼”资金被挪用、项目烂尾风险未根本消除，可能导致政策执行效果不及预期。舆论可能将此类问题归咎于“政策空转”，进一步激化“稳地产无效”的负面认知，甚至引发“政策救市=浪费资源”的极端情绪，加剧市场观望氛围，抑制合理购房需求释放。
三是可能导致长期转型阻力显性化，阻碍经济结构调整。舆论对“长期去地产=提消费”的可行性担忧（如土地财政转型需重构地方政府激励机制、社会福利改革涉及利益再分配），若持续发酵，可能延缓改革进程。例如，地方政府可能因“土地-基建”模式惯性，对新产业（如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的投资动力不足；家庭因社保缺失仍倾向于高储蓄，导致消费升级需求被抑制。这种“转型拖延”将削弱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潜力，甚至陷入“低消费-高储蓄-弱创新”的恶性循环。
四是可能导致政策目标矛盾激化，引发经济波动风险。“短期稳地产”与“长期去地产”的政策矛盾若被舆论放大，可能导致政策摇摆。例如，过度刺激地产托底消费可能延缓资本市场发展（家庭财富仍集中于房产），抑制服务消费供给（资源向地产相关产业倾斜）；而急于“去地产”又可能引发房价硬着陆，冲击就业与消费信心。这种“既要……又要……”的政策矛盾将加剧市场预期分化，导致企业投资、居民消费行为趋于保守，进一步拖累经济复苏。
五是可能导致消费者信心受挫，非理性消费行为增多。舆情中“家庭消费率低根源在社保缺失”的讨论若未被有效回应，可能加剧消费者的预防性储蓄倾向。例如，部分家庭可能因担忧医疗、教育支出，即使房价企稳仍选择压缩消费；年轻人可能因“购房支出占比过高”对婚姻、生育望而却步，进一步抑制消费意愿。这种“信心崩塌”将削弱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甚至引发“低欲望社会”的悲观预期，阻碍内需潜力的释放。
二、你的海外财富藏不住了
事件背景：近期，围绕“境外资产补税”的舆论热度持续攀升，媒体聚焦跨境财富监管收紧趋势，结合政策动态、典型案例与公众关切，形成以下负面舆情核心内容。
一是政策背景与监管动向引发焦虑。舆情导火索源于税务部门强化非居民金融账户信息交换（CRS）与金税四期系统的协同推进。2023年以来，多地税务机关启动“跨境财富专项核查”，重点排查企业境外分支利润留存、个人离岸账户收入、家族信托及海外房产等“隐形资产”。政策明确要求，2024年起将加强对2017年CRS实施以来未申报境外收入的追溯，部分媒体解读为“境外藏富时代终结”，加剧公众对“历史问题被清算”的恐慌。
二是典型案例放大恐慌情绪。媒体报道的典型案例集中于两类主体：一是跨国企业因境外子公司利润未汇回、未如实申报被追缴税款及滞纳金（如某制造企业因东南亚子公司隐匿收入被查，补税超亿元）；二是高净值人群因离岸信托架构复杂、海外资产未披露面临补税，个别案例提及“补税金额达资产增值部分的30%”，引发“财富缩水”担忧。部分自媒体渲染“海外买房=偷税漏税”“移民家庭资产全透明”等极端表述，进一步放大焦虑。
三是公众核心质疑与争议焦点集中于三大矛盾。其一，“追溯时效”争议——部分民众认为早年跨境资产转移（如2017年前）因政策认知不足未被申报，是否应“既往不咎”；其二，“隐私安全”担忧——CRS信息交换涉及银行、券商等多机构数据互通，公众质疑“境外账户细节被税务全面掌握是否越界”；其三，“执行公平性”质疑——有中小企业反映，跨境贸易中因汇率波动、资金调配导致的账目误差被“从严追责”，而大型企业则因专业团队操作“风险更低”，存在“选择性执法”嫌疑。
四是舆论背后的深层诉求。负面舆情本质反映公众对“税收公平”与“权益保障”的双重期待：一方面希望跨境财富监管堵住漏洞，避免“富人避税”；另一方面担忧政策执行“一刀切”损害合理跨境投资权益，呼吁明确补税细则（如追溯期限、处罚标准）、保障信息安全，并提供合规辅导以降低企业/个人合规成本。
综上所述，当前舆情已从政策解读演变为公众对跨境财富监管“收紧力度”与“执行边界”的集体讨论，核心矛盾在于“监管必要性”与“个体权益保护”的平衡诉求。
潜在舆情：若此类负面舆情持续发酵，可能引发多重连锁风险，当前应精准释疑，通过官方渠道明确政策追溯边界、处罚标准及合规指引，重点回应“历史遗留问题处置”“隐私保护机制”等核心关切，同时要柔性执行，区分“恶意避税”与“认知偏差/操作失误”，对中小企业、普通跨境投资者提供合规辅导与过渡期，避免“一刀切”执法激化矛盾。
一是可能导致信任危机。公众对税务政策“追溯合理性”“执行公平性”的质疑若未及时回应，可能演变为对政府治理能力的信任动摇，尤其涉及“历史问题清算”时，易激化“法不溯及既往”与“税收公平”的争议。
二是可能导致资本异常流动。高净值人群因恐慌会加速转移或隐匿资产（如通过更隐蔽的离岸架构），甚至引发非理性抛售海外资产行为，加剧国内资本外流压力与金融市场波动。
三是可能导致社会情绪对立。媒体渲染的“财富缩水”“移民家庭遭清算”等极端表述，可能放大“贫富差距”与“权益分配不公”的对立情绪，削弱公众对跨境财富监管“反避税”初衷的理解与支持。
三、跨境贸易投资收入可以在境外留存多久？
事件背景：近期，伴随湖北、山东、上海、浙江等地税务部门对“未申报境外收入”追缴行动的曝光，公众对“境内居民跨境贸易投资收入能否留存境外及留存多久”的讨论持续升温，负面舆情主要聚焦政策模糊性与执行矛盾。
一是政策认知偏差引发普遍困惑。舆情核心矛盾在于“税务合规”与“外汇管理”的边界争议。根据我国税法，境内居民（个人/企业）境外收入无论是否留存境外均需申报缴税，但“境外留存”的具体规则（如留存国家/地区限制、账户类型、期限等）未在公开文件中明确细化。公众普遍误解“缴税即获得境外留存许可”，而实际外汇管理遵循“真实性、合规性”原则，要求境外资金流动需符合交易背景（如贸易投资真实性凭证），导致部分纳税人因“不知留存需额外合规手续”被质疑“违规”，加剧“政策不透明”的负面情绪。
二是CRS与外汇管制的叠加焦虑。媒体报道中，高净值人群与跨境企业的担忧尤为突出：一方面，CRS推动境外金融账户信息透明化，公众担忧“留存境外的收入虽缴税仍会被追踪”；另一方面，外汇管理局对“境外资金回流”“账户用途”的严格审核（如要求提供交易合同、完税证明等），被部分自媒体解读为“补税即限制留存”，甚至出现“境外账户资金将被强制调回”的极端传言。典型案例包括：某外贸企业因未保留境外收入对应的报关单、物流凭证，被外汇管理部门要求限期说明资金用途，引发“补税+审查”的双重压力，舆论质疑“政策执行缺乏缓冲空间”。
三是合规操作指引缺失的实操困境。舆情反映，企业与个人对“如何合法留存境外收入”缺乏明确指引。例如，境外收入留存是否需开立特定类型账户（如NRA账户）、留存期限是否受“资金使用目的”限制（如用于再投资或生活支出）、不同国家/地区的留存规则是否存在差异等问题，均未在官方文件或基层执行中得到清晰解答。部分中小微企业主表示，“为避免风险只能将收入全部汇回境内，影响资金周转效率”，呼吁“出台可操作的留存操作指南”。
四是深层诉求在于规则明确与权益保障。负面舆情本质是公众对“政策确定性”的需求。一方面希望明确“境外留存”的合法边界（如是否允许长期留存、是否需附加条件）；另一方面担忧“过度监管”抑制跨境投资活力，呼吁税务、外汇管理部门协同发布细则，区分“合规留存”与“违规隐匿”，避免“补税即限制”的简单化执行。
综上所述，当前舆情已从“是否补税”延伸至“留存合规性”的实操争议，核心矛盾在于“税务义务”与“外汇管理要求”的衔接不畅，亟须政策细化和执行柔性化以缓解公众焦虑。
潜在舆情：若此类负面舆情持续发酵，可能引发多重系统性风险，当前应尽快出台官方操作细则，明确境外收入留存的合法条件（如留存国家/地区限制、账户类型要求）、期限规则（如是否设最长留存期）及所需证明材料（如交易合同、税务凭证等），消除政策模糊地带，同时要强化跨部门协同宣导，由税务、外汇管理部门联合发布指引，澄清“缴税仅完成纳税义务，留存需符合外汇真实性要求”的边界，避免公众误读“补税即限制留存”。
一是可能导致政策信任损耗。公众对“税务合规与外汇管理规则衔接不畅”的质疑若未及时化解，可能演变为对“政策碎片化”“执行随意性”的信任危机，尤其涉及跨境业务的中小企业和高净值人群，易因“合规成本攀升”产生抵触情绪。
二是可能导致跨境资本异常波动。企业/个人因担忧“留存境外受限”加速转移资金（如集中汇回境内或转向更隐蔽渠道），可能加剧外汇市场短期波动，甚至触发非理性资本外流压力。
三是可能导致跨境投资活力抑制。合规指引缺失会导致企业“不敢留、不会留”，被迫收缩境外业务规模，长期可能削弱我国企业参与全球产业链的竞争力，影响高水平对外开放进程。
四、巨无霸商业银行不过如此
事件背景：近期，围绕内蒙古农商行“巨无霸商业银行”称号的争议引发舆论关注，负面舆情核心指向“高注册资本金”与“真实风险”的错位认知。
一是舆情触发点是对“巨无霸”标签与历史教训的关联质疑。舆情始于内蒙古农商行正式挂牌开业，其注册资本金规模仅次于六大行和恒丰银行，被部分媒体冠称为“巨无霸”。但舆论迅速联想到恒丰银行的前车之鉴——该行曾因高管腐败、巨额不良暴露等问题陷入危机，最终通过数百亿公共资金注资完成重组。公众质疑：“内蒙古农商行与恒丰银行的‘高资本金’是否同为‘填窟窿’的结果？”
二是核心争议是“注册资本金”能否代表银行真实实力？媒体与专家指出，内蒙古农商行的高注册资本金本质是“被动注资”而非“主动积累”。其历史包袱沉重（如农信社改制遗留的不良资产、资本充足率长期不达标等问题），需通过大规模公共资金注入才能满足监管要求。因此，“巨无霸”称号被批评为“粉饰风险”——用资本规模掩盖历史问题，与恒丰银行“爆雷后注资续命”的逻辑高度相似，舆论直指“换个名字，同样的窟窿”。
三是公众的深层担忧是公共资金安全与风险隐性累积。舆情焦点进一步延伸至“公共资金投入的合理性”。公众质疑若银行因自身经营不善或历史积弊需持续依赖注资，是否会导致“风险转嫁”？尤其是内蒙古农商行作为地方金融机构，其资本补充是否主要来自地方财政或国有资本？若未来再次爆雷，公共资金损失将由谁承担？此外，舆论批评“以注册资本论英雄”的评价体系失真，忽视了银行资产质量、风控能力等核心指标。
综上所述，负面舆情本质是对“高资本金=强实力”逻辑的反驳，核心矛盾在于公众担忧“巨无霸”标签掩盖了地方金融机构的历史风险与公共资金安全隐患。
潜在舆情：若此类负面舆情持续发酵，可能引发多重系统性风险，当前应强化信息公开与透明度，及时披露内蒙古农商行历史包袱化解进度、资本补充资金来源（如财政注资比例、社会资本参与情况）及资产质量评估报告，回应“高资本金是否掩盖风险”的核心质疑，同时要建立风险预警与责任界定机制，明确地方金融机构资本补充的公共资金使用边界，同步推进农信社改制、城商行整合等改革的标准化流程披露，稳定公众对金融系统稳健性的预期。
一是可能导致公众信任危机向金融系统传导。舆论对“巨无霸=填窟窿”的标签化认知若未被扭转，可能从单一机构扩散至地方金融机构整体，导致储户对中小银行信用产生怀疑，集中赎回存款或转移资金，加剧局部流动性紧张，甚至触发挤兑风险。
二是可能导致金融市场波动加剧。投资者对“高资本金银行”的谨慎态度可能蔓延至债券市场、同业业务等领域，相关银行发行债券或同业融资的成本上升，融资难度加大，进一步削弱其风险抵御能力。
三是可能导致地方金融改革受阻。舆情暴露的“历史包袱依赖注资”模式若引发公众对地方金融改革成效的质疑，地方政府在推进农信社改制、城商行合并等工作中将面临更大阻力，可能延缓区域金融体系优化进程，甚至影响乡村振兴金融服务的可持续性。
四是可能导致政策公信力受损。公众对“公共资金兜底”的不满可能转化为对监管政策“治标不治本”的批评，未来类似机构的风险处置或资本补充将面临更复杂的舆论环境，增加政策执行成本。
五、RWA就是发个币这么简单
事件背景：近期，随着RWA（现实世界资产代币化）概念热度攀升，部分媒体为吸引流量，将复杂的资产代币化过程简化为“上链发币即可融资、流通”的“暴富工具”，引发公众对RWA的认知偏差与风险担忧。
一是误读概念，引发“发币”替代“资产代币化”的误导性传播。舆情焦点集中于媒体对RWA的过度简化宣传。部分报道将RWA等同于“发行加密货币”，强调“房产、股权、艺术品等资产均可快速上链，发行对应代币后即可全球融资、自由交易”，却刻意回避“资产需完成法律确权、合规审计、链上映射”等关键前提。公众因此产生“RWA=简单发币”的错误认知，甚至认为“任何资产贴个区块链标签就能变现”，忽视底层资产的真实性与法律有效性。
二是遮蔽风险，淡化合规与操作风险的潜在隐患。媒体宣传中普遍弱化RWA的实际操作难度与合规风险。例如，未提及“跨境资产代币化需符合多国金融监管要求（如美国SEC对证券型代币的严格界定）”“资产估值需第三方机构背书，否则可能被认定为欺诈”“链上流动性依赖做市商，中小机构难以维持”等核心问题。部分自媒体更以“某企业发币后估值翻倍”为案例，渲染“零门槛致富”，却隐瞒同类项目中因资产不实、合规缺失被监管叫停或投资者维权的真实事件。
三是引导公众认知偏差，延伸出对RWA“泡沫化”的担忧。普通投资者因媒体误导，将RWA与“空气币”混为一谈，认为“发币即割韭菜”；而部分投机者则利用信息差，以“帮企业代币化”为名收取高额服务费，最终项目失败导致投资者损失。典型案例包括一些文化公司宣称“将书画作品代币化融资千万”，最终因作品权属争议被法院冻结资产，引发了“RWA=新型诈骗”的舆论标签。
综上所述，负面舆情本质是媒体为流量扭曲RWA的技术本质与合规要求，导致公众对“资产上链”的认知从“创新工具”滑向“风险陷阱”，亟须纠正。
潜在舆情：若此类舆情持续发酵，可能引发多重连锁风险，当前应强化官方科普与风险警示，通过监管部门、行业协会联合发布RWA操作指南，明确“资产确权-合规审计-链上映射”的必要流程，澄清“发币≠RWA”的认知误区，同时要进一步规范媒体宣传与行业自律，要求媒体客观报道RWA的成功案例与失败教训，禁止片面强调“快速致富”，推动区块链、金融等领域协会制定RWA宣传伦理准则，遏制误导性内容传播。
一是可能导致投资者权益大规模受损。公众因“发币即致富”的错误认知盲目参与，将大量缺乏法律确权、估值虚高的资产（如权属不清的房产、未验证的艺术品）强行上链，最终因底层资产虚假或合规缺失导致项目暴雷，引发群体性维权事件，严重损害投资者财产安全。
二是可能导致金融乱象与非法金融活动滋生。部分投机者利用公众信息差，以“帮企业代币化”为名收取高额服务费后跑路，或通过虚构资产、伪造估值包装“伪RWA”项目，实质从事非法集资或诈骗，加剧金融市场乱象，增加监管执法成本。
我们是谁？
上海财经大学一流学科特区
上海财经大学一流学科特区始建于2022年，特区构筑开放共享、内涵交叉、有机支撑的一流学科矩阵，遵循“目标引领、自主管理、过程监控、绩效评价”的建设原则，以重点特色学科团队为抓手，围绕师资队伍与资源、人才培养质量、科学研究水平、社会服务与学科声誉等方面展开建设。
上海财经大学“金融科技与安全治理”创新团队
上海财经大学“金融科技与安全治理”团队于2024年11月获批为教育部首批哲社创新团队之一。校长刘元春教授担任团队首席专家，团队由多学院、跨学科、产学共建组成，核心成员为会计学院靳庆鲁教授，统计与管理学院冯兴东教授，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范子英教授，信息管理与工程学院陆品燕教授，金融学院刘莉亚教授、杨金强教授、闵敏副教授，以及蚂蚁集团算法专家陆鑫等。团队聚焦金融领域的国家重大前沿问题，围绕金融行业系统性冲击、金融安全防范、金融技术治理等方面开展前瞻性研究。通过强化融合创新和产学研驱动，致力于构建金融科技与安全治理领域的自主知识体系和人才梯队。团队建设旨在创新科研组织模式，推进经济学、管理学、统计学与数学科交叉融合，强化有组织科研，拓展全新研究领域，培育更多拔尖创新人才，有力支撑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建设，为金融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战略贡献上财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