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负面舆情热点追踪周报（第8期）

一、居民信贷断崖式下跌

事件背景：近期，舆论频繁关注和报道“2025年1-2月，中国居民新增贷款创下近五年新低，同比暴跌86%”。大致归纳，舆情主要集中讨论了居民信贷断崖式下跌的两个结构性特征。一是房贷与消费贷双弱，居民贷款占比不足1%。前两个月，居民贷款仅占新增人民币贷款的0.8%，其中住房贷款新增3785亿元，占比6.1%，较2024年同期大幅下滑；短期消费贷款则减少3238亿元，显示居民对负债的规避意愿强烈。与之对比，企事业单位贷款占比高达94.8%，信贷资源严重向企业倾斜，但企业中长期贷款亦同比少增7500亿元，反映实体经济融资需求整体也比较疲软。二是存款高增与贷款萎缩形成鲜明剪刀差。前两个月，居民存款新增6.13万亿元，而贷款仅增547亿元，形成鲜明剪刀差，表明居民更倾向于“预防性储蓄”而非消费或投资，背后是收入预期不稳、投资渠道有限和社会保障不足的长期“困境”。

舆论更为关注的问题是为何居民“不愿借钱”？大致归纳分析，主要存在着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因为债务天花板效应：杠杆率触顶后的主动收缩。中国家庭债务收入比已超过144%（2023年IMF数据），在全球范围内处于较高水平，是美国的1.27倍，日本的1.4倍，欧盟的1.65倍，高杠杆背景下居民进入“修复资产负债表”阶段，提前还贷成主流选择。2025年2月，尽管房地产销售回暖，但居民中长期贷款同比仍少增112亿元。二是由于收入与信心双重低迷：居民风险偏好孱弱。据《2024中国新型灵活就业报告》显示，从2019年到2024年，新型灵活就业的招聘职位数占比从8.4%增至15.2%，收入波动性加剧；2025年1-2月CPI同比下降0.1%，PPI下降2.2%，价格下行预期抑制借贷需求；股市震荡与房价阴跌（2025年二手房挂牌价持续下滑）导致财富效应消退，居民风险偏好降至冰点。三是鉴于政策工具失效：降息难解结构性困局。尽管2024年以来5年期LPR累计下调105个基点，个人房贷利率低至3.1%，但政策传导受阻，居民对利率下调的反应钝化，更关注收入稳定性而非融资成本，同时由于缺乏个人破产制度，债务违约可能面临养老金查封等严厉惩罚，抑制加杠杆意愿。

潜在舆情：如果“居民信贷断崖式下跌”的负面舆情进一步传播发酵，可能对消费市场、房地产市场、金融市场、政策调整等多方面稳定发展产生潜在风险，相关部门需要采取积极措施，加强政策沟通，推动消费市场复苏，优化信贷结构，深化金融改革，关注民生问题，以应对这些潜在风险。一是可能直接导致消费市场萎缩。居民信贷断崖式下跌表明居民更倾向于储蓄而非消费或投资，可能导致消费市场进一步萎缩，而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之一，居民信贷的减少可能导致内需不足，影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二是可能继续使房地产市场承压。房贷与消费贷双弱，特别是住房贷款新增量大幅下滑，可能导致房地产市场需求进一步下降，而购房需求的减少可能导致房价波动，特别是在一些库存较高的城市，房价可能继续面临下行压力。三是间接导致金融市场波动。居民信贷断崖式下跌可能引发市场对经济前景的担忧，影响市场信心，导致金融市场波动加剧；可能导致银行信贷资源进一步向企业倾斜，但企业中长期贷款亦同比少增，反映实体经济融资需求整体疲软，银行可能面临信贷风险上升的压力。四是最终导致政策调整压力增大。负面舆情可能促使政策制定者加快政策调整，特别是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方面，以刺激居民消费和投资，但是尽管政策工具如降息等已经实施，但居民对利率下调的反应钝化，政策传导机制可能受阻，影响政策效果。

二、消金行业是保增速保规模还是保质量？

事件背景：从中国联通的年报中得以窥见，2024消金“一哥”营收和净利润在持续多年增长后首次“双降”。然而，这一业绩表现其实并不意外，实际上在2021年和2022年迎来高速增长后，消金行业近两年的增速已经明显放缓，一边是市场需求不振，一边是自营能力尚待提升，在流量平台面前议价能力下降，更要面临不良增长重压和日益激烈的同业竞争。客观分析，对比信用卡或个人消费贷大盘来看，消金行业总体规模并不大。据公开资料不完全统计，截至2023年末，30家消金公司（不含蚂蚁消金）总资产合计仅1.2万亿左右，即便算上蚂蚁，31家消金公司的总资产规模也仅1.4万亿左右，而据央行《中国普惠金融指标分析报告》（2023-2024）显示，截至2023年末，个人消费贷款余额57.94万亿元。但是，消金行业在快速增长后也快速地迈入了增长瓶颈，宏观环境并不足以解释一切，未来业绩走向依然充满不确定性。从2024年消金“一哥”的资产规模表现看，总资产规模同比缩水7.18%，加之消金行业的头部集中度素来较高，消金行业整体资产规模肯定在严重缩水。当前，舆论主要关心的是到底是客户开发不足，还是需求开发不足，还是自身开发能力不足？面对卷土重来的蚂蚁，以及抖音、百度等互联网平台加入信贷江湖混战，新周期下的持牌消金还有几个能打？今年是该“保增速”“保规模”还是“保质量”？面对亟待促活的市场需求，资产质量的压力，以及互联网、助贷平台携“流量”议价的能力提升，持牌消金虽已攒下了一定业务底子，但在新周期下需要思考并解决的问题显然不少。

潜在舆情：如果“消金行业是保增速保规模还是保质量？”的负面舆情进一步传播发酵，可能会对市场竞争、业务增长、资产质量、政策调整、市场信心以及经营策略等方面产生多方面的风险。一是可能导致消金行业形象受损。负面舆情可能引发投资者对消金行业的担忧，影响市场信心，导致金融市场波动，消金行业的整体形象可能因负面舆情而受损，影响公众对其的信任度；二是可能导致消金公司经营策略调整。消金公司需要在保增速、保规模和保质量之间做出选择，但无论选择哪一个，都面临不小的挑战，消金公司需要提升线上自营能力，减少对外部流量平台的依赖，以应对流量成本上升和议价能力下降的问题；三是可能导致个别消金公司资产质量压力。居民风险偏好降至冰点，借贷需求减少，导致消金公司业务拓展难度增加，而在市场需求不振和竞争加剧的背景下，消金公司可能面临不良贷款增长的压力，资产质量可能下降。四是可能导致消金行业整体合规成本增加。金融监管总局要求金融机构从增加消费金融供给、优化消费金融管理、开展个人消费贷款纾困等方面发展消费金融助力提振消费，消金公司需要在政策引导下重新审视业务结构，平衡保增速、保规模和保质量的关系，而24%利率监管红线从严，扣除内部资金价格和运营成本后，消金公司实际收益水平可能大幅下降。

三、基本养老制度存在严重问题

事件背景：郭树清在博鳌论坛上关于我国基本养老制度存在严重问题的发言，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一是存在着不合理的群体差异、地区差异以及城乡差异。职工、居民、机关事业单位人员三个体系的划分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但目前的差别过大。例如，2024年居民养老金平均每月约240元，仅相当于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2%，低保标准的40%，远不能覆盖基本生活开支。职工养老金是居民的约14倍，存在很大待遇差距。二是基本养老保险需要持续扩面提质增效。目前仍有数千万各种新业态用工、灵活就业人员未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职工和居民养老保险还存在重复交叉、转接不畅等问题；部分居民完全没有参保，有的发生“断保”；一些地方居民提档缴费的积极性还不高，“缴存冷”“缴存低”现象较为普遍。三是基本养老保险基金面临可持续性压力。我国人口已连续三年负增长，同时人口呈现老龄化趋势，全国60岁及以上人口已超3.1亿。郑秉文教授团队和其他机构开展跟踪测算，结论大体接近，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预计2035年前后收不抵支，2045年前后耗尽结余；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更是需要财政不断翻番补助。四是结余资金投资回报水平需要提高。近年来，基本养老保险委托投资运营取得年化超过5%的收益率，但委托投资比例总体上只占20%左右，其他基本养老保险结余资金大多是银行存款。因此，2024年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总体收益率只有2.2%左右，居民养老保险基金2.5%左右，无论是国内比较还是国际比较，都有较大提升空间。五是多支柱养老保险发展很不平衡。我国第一支柱养老保险目前处于绝对主体地位，占领取养老金的90%。随着人口老龄化持续加深，第一支柱提供的养老金替代率可能逐步下降至30%～40%，明显低于国际劳工组织提出的最低替代率55%。未来需要更多发挥第二支柱和第三支柱的补充作用。目前，个人养老金和商业养老金等金融产品已从部分地方试点向全国推开，但存在开户数量多、实缴户数少和缴存金额偏低等问题。进一步发挥税收优惠政策的经济激励作用，这是引导民众广泛参与第三支柱养老保险的关键，也是国际上的通行做法。六是应当加快构建第四支柱。近年来，各地在医养结合领域做了大量改革探索。例如，10多年前，一些地方就将中低档次医院与养老机构合作，吸收失能半失能老人入住，相应地由医保和社保予以支持保障。又如，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已在49个城市试点，覆盖1.8亿参保人，为残障失能等特殊困难老年人提供了必要的护理服务。现在人们习惯性地把养老分成“乐老”“享老”‌和“‌护老”三个阶段，越往后医养结合越重要，支出的财务资源占比越多，直接决定老年时期总的生活质量。“再过10年，你就领不到退休金了！”“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不愿缴社保不是年轻人的问题！”，更是被推上了舆情的风口浪尖。

潜在舆情：基本养老制度问题的负面舆情若持续发酵可能引发的潜在市场风险，需从多维度进行系统性分析。短期内，公众对第一支柱可持续性的担忧或导致社保基金持股（规模超3万亿元）面临重估压力，同时财政补贴扩张（2023年已达2.6万亿元）可能推高政府债务风险；中期将抑制消费（居民储蓄率升至36%）并扭曲劳动力配置（8000万灵活就业者参保不足），进而压制企业资本积累（社保费率24%高于OECD均值）；长期看，人口结构恶化（2050年60岁以上人口达4.9亿）与代际负担失衡（90后未来缴费负担率或超40%）可能触发主权评级下调风险（隐含养老金债务达GDP50%～80%）。这种风险呈链式传导——从参保意愿下降→基金收支恶化→财政债务承压→消费投资双弱，最终形成“低生育－高养老－低增长”的负向循环。破解关键在于未来5～10年改革窗口期内，通过国资划转（提升至20%可补充8万亿-10万亿）、待遇机制重构（早退减发4%/年）与多支柱发展（提升第三支柱税收优惠力度）实现制度再平衡，避免陷入“塔西佗陷阱”与中等收入陷阱的双重困局。

四、在发钱和涨工资之间选择了放贷

事件背景：近期我国推出的消费贷刺激政策（如利率降至2.5%、额度提升至50万、期限延长至7年）引发广泛争议，负面舆情主要围绕以下核心观点展开：首先，政策被批评为“治标不治本”。舆论普遍认为，消费疲软的根本原因是居民收入增长乏力、社会保障不足及就业压力，而非信贷供给不足。通过低息放贷刺激消费，本质是“用债务置换问题”，仅延缓矛盾而未触及核心。例如，农村养老金月均仅240元，若直接提高保障水平，可能更有效释放消费潜力，但政策却选择风险更高的债务驱动模式。其次，银行动机与政策效果遭质疑。批评指出，银行大幅降息放贷实为“自救行为”，因居民贷款需求锐减（2025年初新增贷款同比降86%）、信用卡规模连续三年萎缩（减少7300万张），银行被迫以低利率争夺客户。更讽刺的是，疫情期间银行拒绝房贷缓缴，如今却积极放贷，被斥为“雨天收伞，晴天送伞”，凸显金融机构的逐利本质。此外，政策目标群体错配——信用良好者无需贷款，而低收入者难以受益，进一步削弱政策普惠性。再者，长期风险被严重低估。在收入预期低迷的背景下，鼓励居民加杠杆可能加剧“债务陷阱”，尤其对90后等年轻群体而言，其就业环境已不同于经济扩张期，过度负债或导致未来财务崩溃。政策依赖“时间换空间”的逻辑，假设未来经济增长能消化债务，但若复苏不及预期，系统性金融风险将集中爆发。最后，社会情绪反映深层信任危机。政策被戏谑为“给吃不起饭的人贷了一个碗”，显示公众对“债务经济”模式的抵触，认为这是将发展代价转嫁给个人。银行“拒贷”与“抢贷”的前后反差，更损害了政策公信力。综上所述，负面舆情的核心矛盾在于，消费贷政策试图以金融手段掩盖结构性经济问题，但可能适得其反，埋下更大隐患。若缺乏收入分配改革与社保配套，短期债务刺激或沦为“饮鸩止渴”，最终加剧居民负担与金融脆弱性。

潜在舆情：近期我国推出的消费贷刺激政策引发广泛争议，舆论普遍认为该政策存在“治标不治本”的缺陷，核心批评在于政策未能触及消费疲软的根本原因——居民收入增长乏力、社会保障不足及就业压力，而是通过“债务置换”方式延缓矛盾，具体表现为农村养老金月均仅240元等保障不足问题未解决，却选择风险更高的债务驱动模式；银行降息放贷实为应对居民贷款需求锐减（2025年初新增贷款同比降86%）的自救行为，疫情期间“雨天收伞”与当前“晴天送伞”形成鲜明对比，暴露金融机构逐利本质。负面舆情持续发酵可能引发多重市场风险：在居民端，或导致预防性储蓄强化（家庭储蓄率已达36%）、信贷市场逆向选择，加深社会阶层分化；金融系统方面，银行资产质量承压（2024年消费贷不良率升至2.1%）、息差收窄（部分城商行净息差低于1.5%）可能引发流动性危机；实体经济或陷入消费数据“虚假繁荣”与通缩螺旋风险；资本市场将面临银行股估值下修（PB或跌至0.4倍以下）、消费板块分化等连锁反应；更深层的风险在于政策困境，货币政策空间压缩（中美利差倒挂150bp）、财政被动扩张（需额外计提1万亿-1.5万亿金融稳定基金）、改革窗口期丧失可能形成“政策悬崖”效应。这些风险本质上反映了“债务经济模式”与“收入分配结构”的深层矛盾。历史经验表明，若无收入增长和财富分配改革配套，单纯信贷扩张最终必然以危机形式出清。建议采取建立消费贷与社保联动机制、定向发放现金券、推进财富再分配改革等组合措施，以系统性地缓释风险。

五、网络“大V”偷税被罚

事件背景：2025年3月21日，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稽查局公布了网络大V司马南偷税案件的处理结果。经查，司马南在2019年至2023年期间，通过隐匿收入、虚假申报等手段，少缴个人所得税、增值税等税费共计462.43万元。此外，其实控企业北京某影视策划中心通过虚列成本费用，违规享受小微企业优惠政策等方式，少缴企业所得税75.32万元。最终，税务部门对其追缴税费款、加收滞纳金及罚款共计926.94万元。据此，舆论普遍反映了几个重要问题。一是公众人物的双重标准问题。司马南作为拥有数千万粉丝的网络大V，长期以来以“爱国斗士”“正义化身”等形象示人，其偷税行为引发了公众的强烈反响。许多网友对其“嘴上家国情怀，背地偷税漏税”的行为表示震惊和愤怒，认为其言行不一，存在明显的道德和法律双重标准；二是对人设崩塌的批判。司马南曾多次批评他人偷税漏税行为，此次自己却因偷税被罚，巨大的反差让许多网友感到失望，有网友痛批其“严于律人，宽于待己”，认为他只是在镜头前表演爱国，实际上却将国家税款装进私囊；三是对税收公平性的质疑。司马南偷税事件引发了公众对税收公平性的质疑，部分网友认为高收入群体和公众人物应承担更多社会责任，其偷税行为不仅损害了国家利益，也破坏了社会公平正义；四是呼吁加强监管与行业整顿。舆论要求扩大调查范围，公开收入明细，彻查背后是否有团伙作案，同时要求主张对百万粉丝以上的大V启动税务普查，强调流量不是法外特权，法律面前没有免死金牌；五是对制度的反思。事件也引发了对税负结构失衡问题的讨论，部分网友建议通过政策调整降低偷税动机，优化税率结构，让高收入者主动纳税。

潜在舆情：“网络大V偷税被罚”负面舆情持续发酵可能引发多个层面的系统性市场风险。从行业层面看，事件将加剧自媒体行业信任危机，头部KOL商业价值面临重估，广告主可能转向合规性更强的中小博主，导致依赖大V流量的MCN机构估值承压；在平台经济领域，直播电商与内容平台或被迫加强税务监管（如强制完税证明绑定），推高合规成本的同时抑制创作活力，进而影响平台GMV增长与资本市场表现（相关中概股短期或遭抛售）。从更深远的政策预期变化影响来看，舆论压力可能推动高收入群体税负结构调整，引发文娱产业从业者行为模式转变（如减少商业活动或境外避税），而社会情绪蔓延导致的“抵制偷税网红”运动，将进一步冲击“爱国营销”等特定商业模式。这些风险最终将沿“个案曝光→行业整顿→资本重估”链条传导，倒逼“流量经济”向“合规经济”转型，虽短期可能造成市场波动，但长期有助于建立更健康的行业生态。在此过程中，平台企业需平衡监管合规与商业创新，投资者则应关注政策调整带来的结构性机会与风险。

六、招商银行人均薪酬降至60万元以内

事件背景：2025年3月25日晚间，招商银行披露了2024年年报，显示其人均薪酬降至60万元以内。这一消息迅速引发了广泛关注，并在3月26日冲上微博热搜，阅读量突破2582.6万。根据财报数据，2024年招商银行员工总数为11.72万人，员工费用总额为680.9亿元，同比下降3.21%，人均成本降至58.1万元。这已经是招商银行员工费用连续两年下降，2022年人均成本为62.5万元，2023年为60.4万元。社会大众对银行员工降薪的反应复杂。一方面，许多人自身也在经历降薪或裁员，对银行员工“高薪光环”的褪色表示理解；另一方面，60万元的薪酬对普通人来说仍是一个较高的数字，引发了部分人的羡慕和嫉妒。与此同时，降薪也对银行员工产生了较大影响，尤其是在大城市，房贷、教育和生活成本的压力使得员工面临经济和心理双重压力。

潜在舆情：招商银行人均薪酬降至60万元以内的消息若持续发酵，可能引发一些连锁反应。首先，银行业人才流失风险加剧，核心岗位员工可能转向券商、基金等薪酬更具竞争力的金融机构，导致银行创新能力和服务质量下滑。数据显示招行2024年员工费用总额已同比下降3.21%，若持续压缩人力成本，或将削弱其在财富管理等优势领域的专业优势。其次，资本市场可能重新评估银行股估值逻辑，当前银行业平均市净率0.6倍已处历史低位，薪酬调整引发的盈利预期下调或进一步压制估值，特别是对以零售业务见长的招行而言，人才优势曾是其获得估值溢价的关键支撑。更深层次的影响在于行业生态的转变，一方面银行降薪与金融科技公司抢人才形成鲜明对比，可能加速传统银行与科技企业的“人才鸿沟”；另一方面公众对“银行仍保持58.1万元人均薪酬”的争议，可能引发更广泛的行业限薪政策预期，进而影响整个金融业的薪酬体系和人才结构。此外，员工消费能力下降将直接冲击银行所在的一线城市高端消费市场，并对银行自身的信用卡、消费贷等业务产生反噬效应。值得注意的是，该事件可能成为银行业经营压力显性化的标志，若与其他负面因素（如净息差收窄、资产质量承压）叠加，或将触发市场对金融板块的系统性重估，这些风险最终将沿着“舆情发酵→人才流失→业务下滑→估值重塑”的路径传导，倒逼银行业在成本控制与人才保留间寻找新平衡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