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负面舆情热点追踪周报（第5期）

一、东方集团财务疯狂造假与资本市场信任危机

事件背景：横跨农业、金融、矿产的多元化巨头东方集团长达四年财务造假，不仅动摇了投资者对上市公司的信任，更暴露出中国资本市场治理体系中深层次的监管漏洞与利益合谋。根据监管层初步调查，东方集团的财务造假已形成系统性工程，其手法之复杂、链条之完整堪称教科书级别。东方集团造假案的特殊性还在于，其构建了涵盖券商、律所、会计所的“专业护航体系”，更暴露了注册制全面实施后出现的问询函监管失效、现场检查流于形式、民事追偿机制滞后等监管短板。东方集团财务造假案的最大讽刺在于，其官网首页至今仍悬挂着“诚信铸就未来”的标语，与专业机构合谋、监管手段失效、违法成本低廉形成共振，资本市场的基础诚信已然沦为可交易的商品。此案不应止于又一场“退市秀”，需要成为注册制深化改革的转折点。

潜在舆情：东方集团财务造假案不仅对投资者信任和市场信心造成冲击，还可能引发监管政策收紧、退市常态化、行业信任危机等多方面的风险。短期内，此事件可能引发市场对其他上市公司的普遍质疑，尤其是涉及大宗商品贸易、多元化控股集团的企业，尤其是ST板块及财务数据存疑的公司可能面临估值重构，导致市场波动加剧。未来，监管部门可能进一步强化全程穿透式监管，借助大数据监控、区块链存证等技术提升监管效率，此案可能成为注册制深化改革的转折点，加速资本市场“优胜劣汰”机制的形成。

二、金融科技公司助贷平台“出海”还是“出逃”

事件背景：随着国内贷款政策收紧、利率压降、利润空间收窄，以助贷为主要模式的金融科技公司纷纷开启东南亚、南美等海外市场的掘金之路。据不完全统计，信也科技、瓴岳科技、乐信、嘉银科技、信飞科技、滴滴金融、我来数科、快牛智能等金融科技玩家均已开始涉足海外信贷市场，声称要“用技术赋能普惠金融”，然而这场看似光鲜的国际化战略背后，却暗藏着一场国内风险转移的隐秘游戏。一方面，国内监管政策持续收紧（如“联合贷比例限制”“数据断直连”等），叠加经济下行周期中消费金融资产质量恶化（如2024年某头部平台科技90天以上逾期率同比上升近1个百分点），迫使助贷平台急于寻找新的增长点；另一方面，东南亚市场因其金融基础设施薄弱、现金贷需求旺盛，成为“高利率覆盖高风险”模式的理想试验田。然而，这种“战略转移”的本质，是将国内积累的运营风险（如共债、暴力催收）通过跨境业务“洗白”，甚至成为实控人转移资产、规避监管的通道。更值得警惕的是，国内助贷规模的“虚假繁荣”正在为银行体系埋雷。当前，部分区域性银行互联网贷款不良率已超过全行平均水平，而助贷平台通过ABS转嫁风险、利用“担保费高于利息”的灰色操作（如“双融担”模式）进一步加剧了风险传导，若助贷平台实控人通过“出海”转移资金，留给银行的可能不仅是坏账，更是一场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倒计时。

潜在舆情：金融科技公司“出海”现象背后的金融负面舆情风险可能进一步演变，影响其自身发展以及国内金融市场的稳定。一是金融科技公司的“出海”行为可能引发国内市场的负面舆情，影响市场信心和投资者情绪。部分金融科技公司通过ABS等方式将风险转嫁给银行体系，本身就增加了国内金融市场的系统性风险，同时东南亚等海外市场金融基础设施薄弱、现金贷需求旺盛，金融科技公司采用“高利率覆盖高风险”的发展模式难以持续，一旦市场环境变化，风险将迅速暴露并传染给国内市场。二是部分金融科技公司可能因海外市场的违规行为而损害其国际形象，影响其在全球范围内的业务拓展。随着越来越多的金融科技公司涌入海外市场，市场竞争加剧，可能导致利润空间进一步压缩，甚至引发价格战，同时金融科技公司在海外市场将面临更严格的隐私和数据保护法规，违规行为极易导致巨额罚款和声誉损失。

三、以支持科技的名义重启大规模IPO

事件背景：近期，港股IPO市场火热，包括奇瑞汽车、宁德时代、蜜雪冰城等均开启港股IPO。在香港证监会和联交所优化审批流程的背景下，IPO赴港上市审批流程也大大加快。Wind数据显示，2025年以来，已有41家企业冲刺港股IPO。与港股IPO数量激增相关，A股IPO放开传闻开始不断“发酵”。有创投人士表示“交易所通知让抓紧报好企业，科技型未盈利企业IPO也开闸”，同时表示IPO可能常态化发行，每年100-150家。与此同时，市场中出现多种“IPO放开”消息，包括“很多券商接到了交易所通知，要求有好的科技企业就尽快申报”“交易所已经在约各大投行的时间做宣导了”等。对此，多位投行人士表示，目前市场中有关“以支持科技的名义重启大规模IPO”等传闻均为不实消息，尤其“门槛降低”等说法严重不实，没有收到交易所要求宣导的通知。

潜在舆情：关于“以支持科技的名义重启大规模IPO”的不实传闻可能进一步演变出多种风险，影响市场的稳定和健康发展。 一是可能造成市场预期混乱。市场中关于IPO放开的不实传闻可能导致投资者对市场预期产生误解，进而影响投资决策，投资者可能因误信IPO门槛降低而盲目乐观，增加投资风险；不实传闻可能引发市场的过度反应，导致A股和港股市场的波动加剧，特别是在IPO市场情绪高涨的背景下。二是可能导致监管压力与政策调整。为了应对市场中的不实传闻和潜在的市场操纵行为，监管机构可能进一步加强对IPO市场的监管，特别是对信息披露和市场操纵行为的打击；监管机构可能对IPO政策进行调整，以确保市场的稳定和健康发展，可能包括对IPO节奏的控制、对未盈利科技企业上市标准的明确等。三是可能导致市场信心受损。如果市场持续传播不实消息，可能导致投资者对市场的信任度下降，进而影响市场的长期稳定和健康发展；不实传闻可能引发市场的过度调整，导致IPO市场的热度降温，影响企业的融资计划和市场的发展。四是可能导致企业融资环境变化。如果市场因不实传闻而出现波动，可能导致企业融资环境恶化，特别是对于那些计划在A股或港股上市的企业；市场波动还可能导致企业估值调整，影响企业的融资规模和上市后的市场表现。

四、去杠杆解决债务问题行不通

事件背景：中国债务规模在次贷危机之后上升速度较快，主要流向房地产投资和基建投资，而房地产行业存在泡沫风险，基建投资又回报率偏低，中国爆发债务危机的可能性不算小。一个经济体的债务状况是否可以持续（是否能够避免债务危机的爆发），关键要看这个经济体的债务占GDP的比重是否能够稳定在一个合理的水平，中国要避免债务危机的发生，必须削减名义债务规模——这就是中国去杠杆政策的由来。但是，上述去杠杆政策的分析框架，对债权方行为有一个重要隐含假设，即债权方必须在乎“债务回报率”，要在债务回报率下降到一定水平之后，停止对债务方的融资支持，进而经济发展会内生出自主产生削减名义债务规模的体制机制。问题在于，中国经济中存在着大量不在乎债务回报率的债权方，去杠杆政策分析框架的隐含假设在中国并不成立。如果把中国储蓄过剩的背景纳入债务问题分析框架，可以发现中国的国内债务来自中国的高储蓄，刚性储蓄源源不断地产生，相应储蓄流向低投资回报不可避免且可持续。由此可见，化解中国债务问题的上策是从源头出发，通过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来增加消费以降低国内储蓄，即在当前投资已经过剩、投资回报率已经很低的情况下，最有效的投资方式是将那些准备用来投资的资源转化为消费，国内储蓄没有那么多了债务就自然不会有那么多了。同样，在改革开放之后的几十年中，中国的M2占GDP的比重持续上升并表现为“货币超发”（oversupply of money），面对居高不下的M2占GDP的比重，正确的问题也不是要问中国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货币，而是要问中国这么多的货币为什么没有被花出去，货币所蕴含的购买力仅仅沉淀在了金融体系中，并未完全转换为名义总需求。于是，解决债务问题需要结合中国实际情况，不能简单套用国际经验，通过从源头深化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和金融体系改革，将过度储蓄转变为“在乎债务回报率”的有效投资，社会融资规模要被“在于回报率高低”的债权型融资而不是“仅关注债务规模大小”的债务型融资主导，社会融资规模扩张就可以与债务规模上升直接“挂钩”，中国债务问题才能最终得以有效解决。

潜在舆情：如果“去杠杆解决中国债务问题的政策行不通”的负面舆情不断发酵，可能会对市场信心、企业融资环境、政策调整、金融体系稳定性、社会舆论以及经济结构调整等方面产生多方面的风险。负面舆情可能导致投资者对去杠杆政策的有效性产生怀疑，进而影响其对中国市场的信心，导致投资意愿下降并引发市场恐慌，导致资本市场剧烈波动，货币市场利率飙升，信用市场风险外溢。同时，负面舆情可能使金融机构对企业的信用风险评估更加严格，导致企业融资难度增加，特别是对于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融资环境的恶化也可能导致企业资金链紧张，进而增加债务违约风险。此外，负面舆情可能引发社会舆论对债务问题的广泛关注和讨论，增加的舆论压力会导致政策执行过程中面临更多阻力，影响去杠杆政策推进，而如果去杠杆政策无法有效推进，可能导致经济长期增长潜力受损。

五、财富缩水贬值已是板上钉钉

事件背景：政策提出只要中国通货膨胀压力不大，将确保民企融资成本，在今后较长时间里保持在较低水平。但是目前来看，大部分中产群体虽然有些财富积累，但大部分资产都还是存在银行吃利息，喜欢把钱存在银行的中产群体，无疑将成为未来金融链条中的“牺牲者”。假设，今天在银行存入100万，按照目前2%的年利率，每年最多能收到2万元利息；若是未来下调民企贷款利息，银行将民企贷款利率降到3%，扣除掉2%左右的利差后，中产的存款利率可能下降至1%。近年来银行理财收益率不断下降，从此前的4%不断下降至近1%，就是利率下调的结果。

潜在舆情：如果“财富缩水贬值已是板上钉钉”的负面舆情不断发酵，可能会对储户信心、金融市场、银行体系、社会舆论以及经济结构调整等方面产生多方面的风险。一是可能导致储户信心受挫。随着银行存款利率的持续下调，储户的存款收益大幅减少，当前银行存款利率已从此前的较高水平降至1%左右，使得依赖存款利息的中产群体和退休人员的收入受到影响，进而降低其存款意愿；对于将大部分资产存入银行的中产群体来说，存款利率的下降就意味着其资产的实际购买力下降，生活质量可能受到直接影响。二是可能导致金融市场波动。负面舆情可能导致储户将资金从银行存款转移到其他投资渠道，如债券、货币市场基金等低风险理财产品，这种“存款搬家”现象可能加剧金融市场的波动，影响银行的资金稳定性；负面舆情可能引发市场对经济前景的担忧，导致投资者情绪不稳定，进一步加剧金融市场的波动。三是可能增大银行体系压力。银行存款利率下调的同时，贷款利率也在下降，导致银行的净息差进一步收窄，可能影响银行的盈利能力，特别是对于中小银行来说，净息差的收窄压力更为明显；银行需要在降低负债成本和保持客户存款之间找到平衡，无形中增加了银行的资金成本管理难度。四是导致经济结构调整受阻。低利率环境下，居民可能减少储蓄，增加消费和投资，然而如果负面舆情导致居民对经济前景担忧，可能反而抑制消费和投资行为，不利于经济结构调整；如果居民财富持续缩水，可能影响其长期消费能力和投资意愿，进而影响经济的长期增长潜力。

六、村镇银行没有存在的必要

事件背景：虽然当时全国农村地区已经有了农村信用社，但是2006年12月，银监会还是发布了一项重要政策，决定启动村镇银行试点工作，2007年3月全国首批村镇银行在6个试点省份正式成立。2020年全国还有1635家村镇银行，到2025年已缩水至1534家，消失的101家村镇银行不是被母行吞并，就是在破产边缘疯狂试探。村镇银行的危机，本质上是市场没有了。首先是村镇银行面临着最直接的危机，从一出生就要应对国有大行抢地盘的“降维打击”，中国金融业时刻都在上演着现实版的“大鱼吃小鱼”竞争格局，国有大行凭借0.35%的活期存款利率，就能吸走村镇银行用3%高息苦苦招揽的存款。其次是村镇银行市场遇到问题的时候，内部还存在着股东乱斗与风控黑洞等严重治理问题。村镇银行的股权结构堪比“魔幻现实主义小说”，有的被房地产老板当提款机，贷款全流向自家楼盘；有的股东为争夺控制权，在股东会上演全武行。最后就是储户信任的雪崩式坍塌，“钱存村镇银行？不如埋后院树下！”这是民间调侃村镇银行道出的信任危机。村镇银行的生死存亡，本质是中国金融体系“分层改革”的缩影。当大行负责“主动脉”输血，城商行充当“静脉”循环，那些深入田间地头的“毛细血管”仍需有人坚守——可能是被改造和脱胎换骨后的新型金融机构。

潜在舆情：面对“村镇银行没有存在的必要”这一负面舆情，相关部门应高度重视，及时采取措施进行应对和引导，以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和保障社会治理的和谐，同时也应加强对村镇银行的监管和支持，推动其健康、可持续发展。一是可能加剧金融排斥。村镇银行作为农村金融服务的重要提供者，其存在有助于缓解金融排斥现象，使得农村地区能够获得更为便捷和灵活的金融服务，如果负面舆情导致村镇银行数量减少或功能受限，将加剧农村地区的金融排斥，影响农民和小微企业的融资需求，进而制约农村经济的发展。二是可能金融体系稳定性受损。村镇银行作为金融体系的一部分，其稳定运营对于维护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至关重要，负面舆情的持续发酵可能导致投资者和储户对村镇银行的信心丧失，进而引发挤兑风险，甚至可能波及整个金融体系，增加系统性金融风险。三是可能农村经济发展受阻。村镇银行在支持农村经济发展、促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民增收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如果村镇银行因负面舆情而陷入困境，将直接影响到农村经济的资金供应和金融服务质量，从而制约农村经济的发展潜力。四是可能社会治理成本增加。负面舆情的持续扩散可能引发社会不满和不稳定情绪，增加社会治理的难度和成本，特别是在一些农村地区，村镇银行是当地居民获取金融服务的主要渠道，如果这一渠道出现问题，将直接影响当地居民的生活和生产，进而可能引发社会矛盾和问题。五是可能影响金融改革进程。村镇银行作为中国金融体系“分层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和完善对于推动金融改革具有重要意义，如果负面舆情导致村镇银行发展受阻，将直接影响金融改革整体进程和效果。

七、实名举报高息网贷

事件背景：微信公众号“消金社”3月7日爆料，中原消金和多个合作方，合作发放综合年化费率超37%的消费贷款，并且合作第三方平台不显示贷款合同，严重违反监管规定和侵犯消费者权益。在 3·15 即将来临之际，消金社实名发出公开信，向社会公众和监管部门举报。“消金社”在“晒出”中原消金违规发放综合年化费率超 37% 证据的同时，也“欢迎”中原消金用户提供更多借款合同参与联名举报。

潜在舆情：因为涉及对金融机构（中原消金）的公开指责，指出其可能存在违规行为，包括发放高利率贷款以及合作第三方平台在贷款过程中不透明等问题，此类“实名举报高息网贷”情况通常被视为负面舆情，直接关系到消费者权益保护、金融市场秩序以及监管合规性等敏感领域。若此类负面舆情不断放大发酵，一是可能导致公众对中原消金及其合作方的信任度可能会大幅下降，影响公司的品牌形象和市场声誉，信任危机进一步扩展到整个消费金融行业，可能导致消费者对整个行业的信心下降；二是随着舆情的发酵，监管部门可能会介入调查，对中原消金及其合作方进行更为严格的审查和监管，如果调查证实存在违规行为，公司将面临严厉的处罚，包括但不限于罚款、业务限制或暂停等；三是被举报的金融机构可能会面临来自消费者的法律诉讼，要求赔偿因高息贷款和合同不透明而造成的损失，将导致公司面临巨大的法律风险和财务压力；四是负面舆情更可能引发市场恐慌，导致中原消金及其合作方的股价下跌，投资者信心受挫，同时也可能对整个消费金融市场的稳定产生不利影响；五是随着负面舆情的传播，中原消金及其合作方肯定会面临客户流失、合作伙伴关系紧张等问题，进而影响其业务的正常开展。